2026年 01期
马克思对竞争异化的批判及当代启示
肖妍杰;竞争异化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视角。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出发分析竞争异化的表征、原因与社会影响，从而实现对竞争异化的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竞争异化有三重表征，即资产阶级内部竞争异化、工人阶级内部竞争异化、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竞争异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规定竞争为资本增殖服务，强制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参与竞争,并由工人阶级承受竞争损失。竞争异化凸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悖论，致使社会思想文化趋向贫瘠。扬弃竞争异化需要围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明确竞争目的、树立竞争导向和进行价值引导三个方面入手，把竞争还原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手段，将生产力发展作为物质生产领域的竞争导向，树立科学的竞争观。
遮蔽·异化·消解：数字时代主体生存的结构性困境及其纾解路径
刘京骅;张永庆;数字时代是数字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社会发展新样态，体现了数字资本逻辑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通过数据要素的商品化，数字资本实现了对传统产业资本物质形态的超越，其增殖模式突破了地理和物理限制，并在社会生产、生活和交往等方面深刻改变了主体的存在方式。数字时代主体存在方式的变化，根源在于数字资本逻辑对社会的全面支配，以及通过数字技术这一媒介对人类存在方式的塑造，数字理性的普及则进一步削弱了人的主体性。因此，要破除数字时代人类存在方式的异化，必须有效引导数字资本逻辑的发展，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发挥数字技术的积极作用，进而通过人民逻辑取代数字资本逻辑，恢复人的主体性，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能源宪章条约》：“退约风潮”、现代化改革与中国选择
吕江;廖纬霖;作为国际能源治理体系的核心法律框架，《能源宪章条约》长期以来为国际能源投资与贸易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然而，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推进能源转型的背景下，《能源宪章条约》却不得不面临一场严峻的“退约风潮”。许多《能源宪章条约》成员国纷纷质疑该条约在当今国际能源治理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为应对这一危机，能源宪章秘书处启动了条约的现代化改革进程，旨在通过文本修订重塑国际社会信任。但就目前进展而言，改革成效仍存在显著不确定性。故而在面对“退约风潮”和现代化改革等诸多不确定时，中国应审慎评估加入《能源宪章条约》的利弊得失。一方面，应加速完善国内能源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夯实制度基础；另一方面，应对外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机制改革，增强话语权，以期为国家能源安全法治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化背景下生态损害赔偿原则构建
张天杨;在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体系化的背景下，亟需构建系统性的损害赔偿原则，为长期缺乏理论指导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提供支撑。传统赔偿原则的理论局限与功能僵化两大问题日益显现，难以适应责任体系化的治理需求，需要通过理论重构回应生态文明建设与司法能动的现实需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原则的构建应以动态视角评估生态环境损害质与量的不同维度，整合损害担责、预防为主及利益衡量等多元价值功能，形成弹性赔偿机制。该原则在宏观层面，通过明确责任主体、衔接救济路径，促进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的形成；在微观层面，通过细化赔偿标准、协调赔偿机制，推动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的落实。
基于CiteSpace的国内外营商环境研究进展
陈润羊;王洋洋;优化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应对不确定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举。本文通过CiteSpace的计量分析，回顾了2013年以来国内外营商环境研究的现状特征、研究热点、研究前沿与脉络。结果显示：中外研究内容的侧重点具有差异性，方向具有趋同性；研究的主题逻辑具有关联性，也呈现演化性。国外营商环境研究集中在企业内部治理与能力、企业商业模式转型、企业供应链管理与韧性、企业外部商业环境；国内研究主要关注国际经验借鉴与中国路径抉择、营商环境的影响因素与优化路径、营商环境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优化营商环境的区域差异化路径等问题。营商环境研究未来需深入理论研究和调查研究、追踪新出现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大数据的应用创新。
平台经济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
王旭琰;高思雨;平台经济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其内在机制是一个从微观创新到宏观生态的系统性进程，具体体现为创新驱动机制、产业链升级机制、产业生态构建机制和资源配置优化机制四重机制。创新驱动机制通过技术扩散与范式革新，重塑了创新协作体系；产业链升级机制实现了从链主企业向产业链的单向赋能到全链双向赋能的跨越；产业生态构建机制通过搭建开放平台、激励价值共创与动态治理，实现了主体的共生演化；资源配置优化机制则在追求效率与结构优化的同时，引入了可持续性约束。本文认为，必须超越资本主导的发展逻辑，以社会主义经济原则引导和规制这四大机制，将平台经济的发展纳入服务于国家战略与共同富裕的轨道，方能真正释放其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能。
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行为的出罪机制
宗绍昊;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的抽象危险犯化导致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行为的入罪泛化。这种入罪泛化的困境由作为主流的制度或秩序法益观而非生态主义法益观所引发。生态主义法益观的合理内核在于强调生态环境的保护理念，但其赋予生态环境以主体地位并不妥当。以双重价值性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法益观既能克服关联性或可还原性模式所带来的判断模糊问题，也能有效协调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关系进而符合法益概念的价值面和存在面条件。据此，对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造成的价值损害是判断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行为是否出罪的关键。基于事后和事前行为的二分框架，价值损害的判断需注意事后行为的价值恢复和事前行为的价值损害之间的抵消作用。前者以价值恢复是否可弥补价值损害作为出罪依据，讨论的是移栽恢复情形。对其而言，位于“应罚性”阶层之后的“需罚性说”是其法理基础，根据前提性、客观性和主观性三要件进行自然人实体出罪、程序出罪等的综合判断；后者以价值损害是否轻微作为出罪依据，讨论的是非移栽恢复情形。对其而言，应注重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分类分级下的实质解释出罪。二者相结合，可纠正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行为的入罪泛化。
自然权利与商业秩序：亚当·斯密财产权理论的思想史溯源及现代性阐释
王力康;亚当·斯密的财产权理论是其经济、伦理与法律思想的交汇点，揭示了人性逐利与商业社会秩序稳定的内在关联。本文基于思想史视角，系统考察斯密对近代自然法传统及苏格兰启蒙思想的批判继承，论证其以财产权为核心的私法体系如何为现代商业社会的经济、道德与法律秩序奠基。研究发现，斯密通过重构自然权利学说，将财产权从契约论转向劳动价值论，并以“无偏旁观者”理论形塑正义规则，最终在产权保护与国富增长之间建立制度性纽带，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法治框架提供理论支撑。
债权人对有限公司债务人财务账册查阅权的建构
赵宇健;商事背景下的债权权益保护具有特殊性，应从《公司法》中探求债权人查阅权的具体举措。债权人查阅权具有缓解公司与债权人之间信息偏差、降低债权人遭受公司股东及实控人不法侵害、促进公司治理合法合规等多重功能。但是，我国立法并未赋予债权人完善的查阅权，导致以公司为债务人的债权人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现阶段，关于债权人查阅权制度的研究成果甚少，也欠缺对债权人查阅权的系统性、宏观性梳理。鉴于公司资产是债权实现的基础，公司财务账册是公司资产信息的重要载体。因此，对公司债务人财务账册的查阅才是债权人行使查阅权的核心。小额债权人主动知悉公司债务人财务信息的能力较弱，对查阅权的依赖更强，应当作为查阅权的核心主体。同时，《公司法》视域下的债权人保护不应当以牺牲公司债务人合法权益为代价，应当以正当目的和保密义务为查阅权行使的限制性条件。具体在行权条件、行权方式、举证责任、辅助人协助查阅方面勾勒债权人行权程序的整体轮廓。
从叩问天命到解构天道：对天人结构的哲学问题学分析
杜道琛;以“问题学”为方法，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天命”与“天人感应”作出系统性重估。论证指出：“天”并非实体性的超越存在，而是在“顺从—揭露”的反复逼问中生成的伦理—象征空间；“天命”并非神授规范，而是在持续揭露“伪称天”权力的实践批判中形成，其正当性根植于主体的道德反思。通过对“伪称天”机制的分析，揭示“天”的超越性表现为具有反抗张力的“伦理他者性”，能够制衡任何僭越权威。进一步批判“天人感应”以同构因果链封闭差异的整体化策略，提出应保留问题的开放性，使“天人结构”保持批判与创造的生成活力。创新之处在于以反权威的规范生成逻辑重释“天”之超越性，将其从形而上实体转化为持续运作的批判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