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机器的出现，使得人类进入人机共存的后人类社会，而赛博格正是其中的重要一员。因此，对赛博格问题的哲学考析也成为后人类时代必须回答的时代问题。从身体性维度来讲，赛博格是人和机器的结合体，是后人类社会中身体生产的新唯物主义阐释，呈现了一种具身生产的新形态。从政治性维度来讲，赛博格是对生理决定论、本质主义、父权制资本主义的性别反抗，致力探寻性别社会化、性别差异化、性别平等化的可能路径。从解放性维度来看，赛博格未来是一种理想社会的建构，它关涉着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的一系列思考，通达了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路径。由此，赛博格重建了技术与有机体之间的多维联系，实现劳动形态的社会转变，探索了一种智能社会新形态的可能性。
洛克《教育漫话》以“绅士教育”为主题，从健康教育、道德教育、知识技能教育三个方面构建面向资产阶级群体的育人体系，旨在培育身心健全、德能兼备、顺应时代潮流的近代精英人才。“绅士教育”思想关于体育、德育、智育的核心内涵蕴含了全面育人、理性德育、实践养成等合理内核，需辩证剖析其阶级精英本位的固有局限，坚持“五育并举”协同育人、遵循“知情意行”规律育人、落实“知行合一”实践育人，以此搭建经典西方教育理论与我国育人实践的对话框架。新时代要继续立足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推动“绅士教育”思想的现代性转化，为新时代素质教育深化、时代新人培育提供学理参考与实践方案。
数字化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深刻重构高等教育生态，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范式革新。本文基于“技术-知识-价值”三维框架，解构数智赋能高校思政教育的创新逻辑理路。技术维度聚焦智能算法、大数据分析在精准思政与沉浸式教学中的应用；知识维度解析教学内容的知识图谱构建、动态更新与个性化传播；价值维度论证数智化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度与价值塑造功能的提升。研究表明，数智赋能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教育手段智能化，通过知识重构促进内容时代化，通过价值引领强化育人目标导向化，三者协同构建新型思政教育生态系统。研究结论为数字化转型中的思政教育创新提供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对培育数字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是推进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和关键支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产业建设呈现出从工业建设到“四个现代化”的实践范围拓展，并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产业建设，最终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重要战略部署锚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愿。现代化产业体系于历史、比较、世界三个维度标识其革新性、主体性、科学性的特征。在当前，应继续通过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以强大创新力为优势、以韧性安全的现代化产业链为关键和以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底座和持久动能。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世界浸润于基督教文化传统，他艺术视野的中心是道成肉身的基督形象，一个审美的、变容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人视作上帝创造的艺术品，以创作和观看圣像画的方式来塑造他的主人公，试图从他们的形象、面容中呈现其精神世界，以恢复人本应有的神圣形象。作家追求一种圣像式的观看方式，力图洞穿可见的物质现实，看到不可见的精神世界及变容的世界图景。作家小说中有许多圣像画式的场景，如同一幅幅现代圣像画，如《宗教大法官》像一幅多层嵌套画，《加利利的迦拿》像一幅三折圣像画。模仿基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核心的神圣模式，主人公在模仿基督的行动中恢复神性美的形象。
借用德国的双阶理论对绿证进行双阶构造，绿证的全生命周期管理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建档立卡和核发等绿证第一阶段的行为具有行政许可、行政确认的公法属性，绿证交易和核销等第二阶段的行为体现为以私法调整为主、兼具公权力介入的复合属性，两阶段划分的时间节点在于绿证的核发完成。绿证双阶构造的特殊性体现在第二阶段具有公权力介入之性质：一方面绿证交易阶段在规则制定、市场监管等公权力多面介入；另一方面，绿证的核销阶段融入行政确认行为，将绿证双阶构造的第二阶段修正为“民事合同+行政行为”的模式。通过分析绿证市场公权力介入的正当性、合法性和介入限度，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省际毗邻地区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薄弱环节，推进其合作发展，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突破口。“十五五”时期，随着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的日益凸显，省际毗邻地区合作发展进入战略叠加的多维度治理新阶段。本文构建宏观、中观、微观的多维度分析框架，系统阐释省际毗邻地区合作发展的治理机制、实践趋势与未来路径。在治理机制方面，宏观战略叠加发挥指挥棒作用，通过国家战略引领和区域政策协同，为省际毗邻地区合作提供顶层设计；中观空间架构依托城市群、都市圈和跨省经济带，构建网络化协同治理模式；微观空间节点通过示范区、产业园、基层治理单元等精准抓手，激发合作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发展趋势方面，省际毗邻地区经济总量持续提升且差距收敛，人口分布呈现“发达地区集聚、欠发达地区收缩”的分化格局，生态治理从总量改善进入协同攻坚阶段，空间节点培育形成层次化、特色化的发展路径。展望未来，省际毗邻地区合作发展须沿着从“地理毗邻”向“功能融合”跨越、从“项目协同”向“制度创新”深化、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共治”演进的三大方向持续推进，为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提供坚实支撑。
现有制度供给未能就民事公益诉讼责任承担作出有别于民事私益诉讼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往往参照民事私益诉讼的责任承担体系将赔礼道歉适用于民事公益诉讼中。赔礼道歉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虽有助于提高治理成效、降低规制成本，但更多地属于不良信息剔除工具，有别于其在民事私益诉讼中适用时体现出的对被侵权人精神损害的补偿功能。在适用效果方面，强制执行难导致民事公益诉讼中赔礼道歉的形式意义大于实质意义，空洞化色彩突出。为消解针对赔礼道歉的合理性质疑，需将其从法律责任还原为道德责任，并探索尝试参与公益活动等新的责任承担方式，以实质地弥补侵权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
梁惠王“何以利吾国”的追问，暴露了战国法家工具理性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孟子以“何必曰利”解构其功利逻辑，进而以“仁义”为核心重建伦理政治体系：内在道德自觉取代外在规范约束，使道德实践获得自足根基；道德情感的推扩将单向示范转化为双向互动，使伦理秩序在共情中自然生成；经济保障、教化体系与民本思想构筑起相互支撑的制度框架，为德治提供现实依托；“大丈夫”挺立起以德抗位的独立精神，民意承接天命重构政治权力的正当性根基，社会分工、职责分工与政治制衡的三层架构则将权责相应的制度伦理落到实处。这一伦理政治范式，既为周秦之变提供了义利统合的秩序方案，也为当代化解工具理性异化、重建德性共识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
新质生产力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基本特征，对可再生能源立法提出了强化科技创新制度支持、充实节能降碳制度表达、完善规范供给等新要求。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立法体系虽已基本形成，但仍存在关键领域专项立法缺失、相关法律之间存在冲突、部分制度内容滞后等突出问题，难以有效回应能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法治需求。为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应从完善法律规范体系和健全制度表达两个维度推进可再生能源立法的完善：在体系层面，应推动太阳能、风能、氢能等关键领域专项立法，协调《可再生能源法》与《能源法》《电力法》的关系；在制度层面，应建立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和绿色电力证书制度，完善科技创新市场激励机制和政策引导机制，更新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制度和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唯有通过系统性的立法回应，方可为新质生产力引领下的能源绿色转型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